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吃过早饭，张澈便前往了枢密院。
毕竟他现在权知枢密事，虽说这个“权”字意味着只是暂代，但该走的过场还是要走的。
枢密院位于大内的正门宣德门的右侧也就是西侧，故此被称为西府。
而中书门下的政事堂位于宣德门的左侧，也就是东侧，故此被称为东府。
在大晟初期，东西二府外加三司构成了整个中枢的权力核心。
相权被一分为三，中书门下掌行政、枢密院掌军事、三司掌财政。
三者各不相知，互不统属，同时直接向皇帝负责。
这是大晟太祖和太宗两朝，根据当时的形势，特意搭建了这样一个以“防止内患”权力结构。
根源还是因为前朝中期以来，藩镇割据、武人跋扈，祸乱天下。
大晟太祖和太宗，通过这一套制度分割了宰相的权力，同时将兵权完全收回了自己手中。
并且对地方同样采取阉割分权的处理方式。
这一招一式，削弱了中央官僚和地方官府的权力，皇权因此得到了极大的加强。
这一套在当时来看，也确实很管用，确确实实终结了前朝中期以来的百年动荡，并且让大晟稳稳当当走过了几十年。
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弊端便越来越明显了，人浮于事，彼此推诿，从中枢到地方的行政效率都极其低下，并且臃肿的官僚数量，还带来了极大的财政包袱。
所以，仁宗朝才有了弘历新政。
以及后来光宗亲政，任用周尊礼，行新法，都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。
他们变法是为了自救，不变法国家只会灭亡得更快。
说到底，没有哪套制度能万年不变。
时代在变，旧的制度和新的社会不匹配的时候，改革就必然会发生。
比如，枢密院原本就是一个内庭的秘书机构。
彼时枢密使一职，多由宦官充任。
可后来战乱频繁，军务繁巨，枢密使渐渐从宦官手中滑落，改由天子亲信的武臣或文官出任。
从内庭秘书机构逐渐变为了外朝正式官衙。
枢密使也变成了真正的军政长官。
甚至到了后面，由于掌握着军权，枢密使的权力急剧膨胀，权势一度超越了宰相。
于是，大晟太祖和太宗两朝，在和平收归兵权之后，逐渐的把枢密院给文官化了。